第155章 烟火人家（155）：苏子莲的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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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走孩子们，夜，已经深了，月亮也渐渐地乏力了，躲进薄薄的云彩里。苏子莲关上了房间的门，这间房子里，再也没有了孩子们的吵闹声，更多的是安静，如同苏子莲的内心一样。她拿出男人写给自己的一封信件，和那张在二战区司令部照的戎装相片，那是自己男人最威严的样子，眉宇之中，透露出诸多儒雅。然而，今晚，苏子莲却没有反复阅读男人写给自己的信件，也没有把男人的照片，放在自己的胸口，而是拿出了纸和笔，她要把自己遭受的苦难写出来，她那秀美的笔迹，伴随着她的心情，流淌着。
“尊敬的凤岐书记：
这封信之所以写给你，而没有写给有关单位，是因为我觉得，有关我和廷玉先生的遭遇，你是比较了解的，不需要再做过多的解释，有关我从来没有反映过的、新的情况，我也会说出在场的当事人的，没有明确证据的东西，我是不会向你反映的。
首先，关于廷玉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你是清楚的，但，做为他的妻子，我更清楚。我总结廷玉先生的一生，总的说来是这样的：
第一、廷玉先生是个斯文人，是我心中少有的斯文人，这也正是我冲弃旧观念和他结合的原因。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，他的斯文，是骨子里的，为了他的斯文，他发起创办了田县完中，这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。他为田县教育留下了一笔遗产，是不可否认的。
第二、廷玉先生是个抗日功臣，他为抗战中的二战区情报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。关于这一点，国民政府是这样认为的，新中国成立后也是这样认为的。我就不再赘述。
第三、廷玉先生是长期帮助共产党、并不与之为敌的。在明知田县共产党组织及你们这些重要领导人的真实情况下，不去动你们，而又帮助你们解决了内部的一些纠纷，是有目共睹的。帮助我侄王满顺脱离险境，也是真诚的。所有这些，你们内部绝大多数人是可以证明的，也不再赘述。
第四、廷玉先生促进田县和平解放，是真诚而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，向贵党及新政府交出了所有的一切，并无极个别人口中所说的贪腐，也是有账可查的。仅仅需要说明的一点是，我家所藏的金银珠宝，是我四哥苏子义的，这个，你本人和王来好是可以证明的。
第五、廷玉先生是个国民党培训过的特工人员，这个身份是肯定的。但他回田县执政之后，即与军统、政工系脱离开了联系，虽然他们也想门与廷玉先生联系，但被廷玉先生无声地给拒绝了，他销毁了电台，遣散了所有被国民党列为‘特务’的人员。关于这一点，廷玉先生内心里是欣慰的，他这个并不存在的‘特务组织’，没有做任何对不起贵党和人民的事，我想，这一点事实，贵党是应该承认的。
第六、廷玉先生的死，是自杀，与其他人没有关系，这或许是他一生的遗憾，他没有勇气站出来向贵党说明一切，争取贵党的谅解，也或许是他这个斯文人能选择的、唯一的死法，做为妻子，我理解他。
关于廷玉先生，我就说这么多，下面说说我个人的问题。
第一、我与廷玉先生的婚姻，是新思想影响下的自由恋爱，是我主动追求的先生，而非传言所说的先奸后娶，这个，需要还先生一个清白。
第二、我在廷玉先生的家庭中，是尽到了一个妻子的本分的。我一生共为先生生育了三个儿女，皆已成人、成家；对于婆母，是尽到了应尽的孝心的，这个，我扪心无愧；对于先生原配王李氏留下的儿子王满场及其媳李小娥，我是尽到了一个继母应当尽到的一切义务的，这个，我同样扪心无愧；对于达摩岭寨上的乡邻，我尽到了一个乡邻应尽的义务，这一点，我也是扪心无愧的。
第三、关于我与日本人宫本先生的交往。他是一个侵略者，我对他们对我们国家的侵略永远是恨的。但，做为个人之间，我尊重宫本先生，其原因有三：一是他亲手救了罗子七的命；二是救了我本人的命；三是他在田县期间，执行了较为温和的侵略政策，战后田县经济能够快速恢复、发展，也得益于此，这个是不可否认的事实。关于传说中的他与我之间的龌龊关系，我只能说，是诬陷。
第四、关于我对待几个死者的做法，颇受外界争议。即：把王万里老先生、王义烈士埋葬在达摩岭寨北的高冈上，我从来没有后悔过；把当时被称为叛军的新四军若干干部战士埋葬在达摩岭西冈，我从来没有后悔过；把战士小光山埋葬进王家祖坟并改名为王满忠，我从来没有后悔过。我个人认为，一个连给自己同志收尸的勇气都没有的部队、战士，不是一支好部队，同样不是一个好战士。三小队，就不是一支好部队，更不是一群好战士，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，恐怕凤岐先生比我更清楚，我不想更改历史，只希望汲取教训。
第五、关于土改期间的一些事，我和廷玉先生主动申请要岗地、薄地，主动提出要办平民教育，是发自内心的，这一点，不应该受到谴责。
第六、关于批斗中的一些事，对于一些过激的做法和大部分人，我都能原谅。但对我个人人身的侮辱，我还是要提供线索的，请凤岐先生转交公安、检察机关落实。
事情发生在1968年10月1日，当晚，批斗会正常进行时，丰子泽命令田桂星、宋郑冯二人，把我架出批斗现场，给我蒙上眼睛，押送到某处。田、宋二人，脱光了我的衣服，丰子泽对我实施了强暴行为，时间长达一个多小时。当时，屋外还另有其人，此人，宋郑冯和田桂星应当认识，因为我听到他们喊他为‘秦书记’。
关于此事，是历史的真实，我不怕什么公开调查，但我有一个请求，此事不要交给李大奎办理，一是怕他性格不好，又干出什么不好的事情出来。二是我与他的亲情关系，还是回避一下好，免得丰子泽等人认为，此调查是出于私愤。
凤岐书记，历史是公正的，新的时代已经开启，需要对旧的时代进行一个历史的判定，我希望，我个人及廷玉先生的事，也能给一个历史的定性，不求处处满意，但求无愧于历史的良知!
此致
敬礼
写信人：苏子莲
1978年9月17日(农历中秋节夜)”
送走孩子们，夜，已经深了，月亮也渐渐地乏力了，躲进薄薄的云彩里。苏子莲关上了房间的门，这间房子里，再也没有了孩子们的吵闹声，更多的是安静，如同苏子莲的内心一样。她拿出男人写给自己的一封信件，和那张在二战区司令部照的戎装相片，那是自己男人最威严的样子，眉宇之中，透露出诸多儒雅。然而，今晚，苏子莲却没有反复阅读男人写给自己的信件，也没有把男人的照片，放在自己的胸口，而是拿出了纸和笔，她要把自己遭受的苦难写出来，她那秀美的笔迹，伴随着她的心情，流淌着。
“尊敬的凤岐书记：
这封信之所以写给你，而没有写给有关单位，是因为我觉得，有关我和廷玉先生的遭遇，你是比较了解的，不需要再做过多的解释，有关我从来没有反映过的、新的情况，我也会说出在场的当事人的，没有明确证据的东西，我是不会向你反映的。
首先，关于廷玉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你是清楚的，但，做为他的妻子，我更清楚。我总结廷玉先生的一生，总的说来是这样的：
第一、廷玉先生是个斯文人，是我心中少有的斯文人，这也正是我冲弃旧观念和他结合的原因。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，他的斯文，是骨子里的，为了他的斯文，他发起创办了田县完中，这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。他为田县教育留下了一笔遗产，是不可否认的。
第二、廷玉先生是个抗日功臣，他为抗战中的二战区情报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。关于这一点，国民政府是这样认为的，新中国成立后也是这样认为的。我就不再赘述。
第三、廷玉先生是长期帮助共产党、并不与之为敌的。在明知田县共产党组织及你们这些重要领导人的真实情况下，不去动你们，而又帮助你们解决了内部的一些纠纷，是有目共睹的。帮助我侄王满顺脱离险境，也是真诚的。所有这些，你们内部绝大多数人是可以证明的，也不再赘述。
第四、廷玉先生促进田县和平解放，是真诚而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，向贵党及新政府交出了所有的一切，并无极个别人口中所说的贪腐，也是有账可查的。仅仅需要说明的一点是，我家所藏的金银珠宝，是我四哥苏子义的，这个，你本人和王来好是可以证明的。
第五、廷玉先生是个国民党培训过的特工人员，这个身份是肯定的。但他回田县执政之后，即与军统、政工系脱离开了联系，虽然他们也想门与廷玉先生联系，但被廷玉先生无声地给拒绝了，他销毁了电台，遣散了所有被国民党列为‘特务’的人员。关于这一点，廷玉先生内心里是欣慰的，他这个并不存在的‘特务组织’，没有做任何对不起贵党和人民的事，我想，这一点事实，贵党是应该承认的。
第六、廷玉先生的死，是自杀，与其他人没有关系，这或许是他一生的遗憾，他没有勇气站出来向贵党说明一切，争取贵党的谅解，也或许是他这个斯文人能选择的、唯一的死法，做为妻子，我理解他。
关于廷玉先生，我就说这么多，下面说说我个人的问题。
第一、我与廷玉先生的婚姻，是新思想影响下的自由恋爱，是我主动追求的先生，而非传言所说的先奸后娶，这个，需要还先生一个清白。
第二、我在廷玉先生的家庭中，是尽到了一个妻子的本分的。我一生共为先生生育了三个儿女，皆已成人、成家；对于婆母，是尽到了应尽的孝心的，这个，我扪心无愧；对于先生原配王李氏留下的儿子王满场及其媳李小娥，我是尽到了一个继母应当尽到的一切义务的，这个，我同样扪心无愧；对于达摩岭寨上的乡邻，我尽到了一个乡邻应尽的义务，这一点，我也是扪心无愧的。
第三、关于我与日本人宫本先生的交往。他是一个侵略者，我对他们对我们国家的侵略永远是恨的。但，做为个人之间，我尊重宫本先生，其原因有三：一是他亲手救了罗子七的命；二是救了我本人的命；三是他在田县期间，执行了较为温和的侵略政策，战后田县经济能够快速恢复、发展，也得益于此，这个是不可否认的事实。关于传说中的他与我之间的龌龊关系，我只能说，是诬陷。
第四、关于我对待几个死者的做法，颇受外界争议。即：把王万里老先生、王义烈士埋葬在达摩岭寨北的高冈上，我从来没有后悔过；把当时被称为叛军的新四军若干干部战士埋葬在达摩岭西冈，我从来没有后悔过；把战士小光山埋葬进王家祖坟并改名为王满忠，我从来没有后悔过。我个人认为，一个连给自己同志收尸的勇气都没有的部队、战士，不是一支好部队，同样不是一个好战士。三小队，就不是一支好部队，更不是一群好战士，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，恐怕凤岐先生比我更清楚，我不想更改历史，只希望汲取教训。
第五、关于土改期间的一些事，我和廷玉先生主动申请要岗地、薄地，主动提出要办平民教育，是发自内心的，这一点，不应该受到谴责。
第六、关于批斗中的一些事，对于一些过激的做法和大部分人，我都能原谅。但对我个人人身的侮辱，我还是要提供线索的，请凤岐先生转交公安、检察机关落实。
事情发生在1968年10月1日，当晚，批斗会正常进行时，丰子泽命令田桂星、宋郑冯二人，把我架出批斗现场，给我蒙上眼睛，押送到某处。田、宋二人，脱光了我的衣服，丰子泽对我实施了强暴行为，时间长达一个多小时。当时，屋外还另有其人，此人，宋郑冯和田桂星应当认识，因为我听到他们喊他为‘秦书记’。
关于此事，是历史的真实，我不怕什么公开调查，但我有一个请求，此事不要交给李大奎办理，一是怕他性格不好，又干出什么不好的事情出来。二是我与他的亲情关系，还是回避一下好，免得丰子泽等人认为，此调查是出于私愤。
凤岐书记，历史是公正的，新的时代已经开启，需要对旧的时代进行一个历史的判定，我希望，我个人及廷玉先生的事，也能给一个历史的定性，不求处处满意，但求无愧于历史的良知!
此致
敬礼
写信人：苏子莲
1978年9月17日(农历中秋节夜)”